商帮的形成，是商业社会结构的形成，是商业文明初具现代化因子的一种标志。当徽商、晋商在商场争雄的时候，在浙江中西南部冷不防地崛起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商帮。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，其中又有七大商帮是围绕这个商帮的所在地成椭圆形分布，并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。这个商帮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作“龙游商帮”，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衢州府。据史料记载，衢州府曾固为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而改为龙游府。那么龙游商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帮呢?

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它产生于南宋时期，活跃在明朝中叶，到清乾隆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。

宋室南迁后，在杭州建都，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，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，西接湘赣的官道。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，龙游商见此大好商机，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。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，“流寓常州致巨富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，后归衢江古码里，复大置产，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。”到了明朝，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，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，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，逐鹿中原，远征边关，漂洋出海，以“遍地龙游”的气势被人们称为“龙游帮”。据史料记载：明万历年间，“龙丘之民，往往糊口于四方，诵读之外，农贾相半”。明天启年间，“龙游之民，多向天涯海角，远行商贾，几空县之半。”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，“一往返旬月，获利必倍，岁得数万金，自是兄弟更相往来，垂20余年，遂成大贾。”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“多行贾四方，其居家土著者，不过十之三四耳。”当时的龙游商帮，以龙游商人为主体，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。

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它产生于南宋时期，活跃在明朝中叶，到清乾隆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。

宋室南迁后，在杭州建都，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，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，西接湘赣的官道。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，龙游商见此大好商机，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。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，“流寓常州致巨富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，后归衢江古码里，复大置产，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。”到了明朝，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，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，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，逐鹿中原，远征边关，漂洋出海，以“遍地龙游”的气势被人们称为“龙游帮”。据史料记载：明万历年间，“龙丘之民，往往糊口于四方，诵读之外，农贾相半”。明天启年间，“龙游之民，多向天涯海角，远行商贾，几空县之半。”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，“一往返旬月，获利必倍，岁得数万金，自是兄弟更相往来，垂20余年，遂成大贾。”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“多行贾四方，其居家土著者，不过十之三四耳。”当时的龙游商帮，以龙游商人为主体，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。

龙游商帮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商应该是童佩。童佩(1524～1578)字子鸣，以字行是完全儒化的书商，或者可说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儒商。祖父童永良“贸易闽广，遂成富有。”其父、叔亦“往来闽粤吴中，多财善贾。”父童彦清是一位“儒雅”书商。童佩从小即随父贩书船往来于吴中，吴晗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将童佩列为藏书家，“独以诗文游公卿间”，家藏书达25000卷。童佩完全靠勤奋自学成才，诗词“清韵”，作文“亦工亦善”，深得大学问家归有光的器重，曰：“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。”经他手之书凡属珍善本者，则不惜代价即收藏之。因藏书多，成为集收藏、鉴赏、考证、校雠印刻、赈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。

在明中叶嘉靖、万历年间(1522～1620)，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、徽商和龙游商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“遍地龙游商”这样一句谚语。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，更是“入要道”、“金衢处徽之冲”，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，“通浙孔道，馈饷之所必系”之地，又是浙、皖、闽、赣4省的交通枢纽。龙游人在农耕之外，借交通之便利，又把经商当作一种谋生的重要手段，加之龙游社会上素有不贱商的理念，使得头脑活络的人多选择了经商之路。龙游有丰富的资源，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。龙游多以山林、竹木和茶、漆、粮油为主，这些土特产品就成为龙游商当时最重要的外贸商品。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，却有着开放的心态，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。在投资上，龙游商帮表现得最为突出的，就是敢为人先驱的精神。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、经营票号，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；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、声名显赫。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：埋头苦干、不露声色，却在珠宝、古董业中独占鳌头；又在印书、刻书、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了一手，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。